北京古玩市场有几个分别在哪_若峰峦兮望如云: 常任侠东方艺术巡礼

发布时间:2022-12-03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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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侠起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印度全国文艺作家的公开信》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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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担任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主任的常任侠,听从导师胡光炜建议,赴日留学深造,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他以《宋大曲金院本与元剧演变之历程》为研究课题,并先后得到原田淑人、岸边成雄、田边尚雄、盐谷节山诸学者的协助,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域交流的关系,以及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后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立意继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戏曲史》(侧重明清)之后,填补唐代以前中国戏曲史之空白。这种研究课题的选择,使他在日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投身在西域文化东渐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上,撰写发表大量相关的学术论著,最终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常任侠辗转抵达重庆,并于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会艺术考古研究员,以研究音乐舞蹈戏剧史的工作成绩,受中英庚款会的协助,继续从事《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稿》研究课题。他对印度历史从发生兴趣到受聘前往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讲学,经历了继续完成计划已久的学术研究项目和对现实环境与生活走向的必然抉择。最终在得到印度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教育部长朱家骅及徐悲鸿、高罗佩等中外师友的帮助后,实现前往印度教学、考察艺术的夙愿。

第二次世界大战暨抗日战争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对文化艺术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就中国美术留学生(游学、讲学、考察等)而言,重新踏上欧美之路无疑是首选之举,留学美术人数已日渐回升。而受到战争影响,昔日留学东瀛习艺热潮日渐式微,直至日本战败已近停顿,转而将目标转到邻邦印度,通过交换留学生及文化学者,来维系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关系,已成一种新的趋势,尽管其中充满了坎坷。

1945年10月,常任侠与徐梵澄同机飞往印度,受聘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除讲授中国史外,他的研究计划包括:法显、慧超、玄奘诸人所记印度古代史地、梵文学与汉文学、印度古传说与中国小说、印度音乐舞蹈与中国音乐舞蹈、印度绘画雕刻与中国绘画雕刻、中国哲学与佛学等。这些项目包括中印古代历史文化艺术诸多领域,特别是对中印绘画雕刻艺术的比较研究,具有独特的学术眼光。这不仅是对中印古代文化交流史的进一步拓展,也可看作是对东方文化史研究架构的新思路。常任侠认为:“历史为文化骨干,若欲了解印度文化全貌,必须详其历史,知识方有系统,以此沟通中印文化,基础更加巩固。”而“印度为爱艺术之国家,资料甚为丰富,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安南各国古代艺术,多受影响,故愿特别加以研究,并为国内介绍”。为此,他利用假期巡礼印度古迹胜地,考察尼泊尔、不丹等地风土人情,将《印度古佛记巡礼》《记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等考察报告及研究论文,寄交顾颉刚、徐悲鸿等人,推荐发表于国内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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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常任侠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召,回国参加新政权的文化建设,受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继续积极参与中印、中日文化交流活动。1956年奉国务院宗教局派赴印度新德里,主持国际佛教艺术展览会中国部,配合展览编写了《中国佛教艺术简论》。1957年奉国务院派遣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尼泊尔访问。1980年随中国文化界茶道考察团出访日本,受到茶道宗师千宗室热情招待。在东京、奈良等昔年旧游之地,重晤东京大学同学岸边成雄、谷信一诸学者。与此相关研究论文、考察记和诗词之作,有《樱花集》行世。其学术研究主要成果《中国古典艺术》《中印艺术因缘》《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中国舞蹈史话》《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东方艺术丛谈》,以及《日本绘画史》《东方的文明》等著译的出版,成为东方艺术史学及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的奠基之作,具有历久弥新的学术参考价值。

作为中印文化界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文献,也出于辑录、整理常任侠散佚著述的需要,笔者发现一封由常任侠亲笔拟定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印度全国文艺作家的公开信》。经考证,该函作于1941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选第三届理事会之时。常任侠作为十二位监票员之一,在结束工作之际,受到老舍等人的嘱托代“文协”草拟公开信,情有可原,唯该信是否公开发表待考。该信的发现与公布,相信对加深了解战时背景下中印文化界相互交流有着参考价值。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印两国雪山相连,即使受历史的牵绊,依旧无法割裂彼此深厚的文化渊源;即便在特殊时期,文化交流依然藕断丝连,暗流涌动。对这种历史文化现象的认知,囿于地理、语言等隔阂及查阅资料的限制,仅凭本国间的史学研究远不足以明晰透彻,应当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带来的便利条件,借助于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各自有待公开的珍稀文献、实物资源,多角度、全覆盖地去探讨相关研究课题,使之研究不断深化,成果日趋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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