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山水画家——段新明献礼建党100周年

段新明，1957年出生于甘肃酒泉。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中国画学会会长、甘肃省文创协会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兰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画院客座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中国河山画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宣部文艺界优秀专家、甘肃省文艺界首批创新拔尖人才、甘肃省领军人物、首届金城文化名人。
作品曾获参加96全国首届群星展获优秀奖、首届中国美术金彩奖优秀奖、文化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美术作品优秀奖、中国美协国际书画邀请展优秀奖等奖项，曾十余次获甘肃省美展一等奖等奖项，敦煌文艺奖、飞天奖一等奖、金驼奖金奖。作品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99跨世纪暨建国五十周年山水大展。鑫光杯中国画精品展、中国美协《情系新疆》、《走进四川》——当代名家提名展、2004年《美术观点》当代著名画家学术提名邀请展、中国美协顺德国际艺术中心“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中国艺术研究院《四季家园》当代中国画名家学术提名展、《中国画节》第一、二、三届学术提名展及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作品展、法国“大皇宫艺术首都年度展”、“中意建交四十周年（意大利中国文化年）艺术大展暨“达芬奇”国际艺术大赛”，中国美协、中国画学会主办的《万里黄河图》写生创作任务，中国美协、中国画学会、福建省文化厅主办的河山新貌?盛世丹青——两岸著名画家画福建写生交流系列活动，中国画学会主办的“彩笔绘中华”——海峡两岸中国当代名家写生等系列活动，在中国美术馆和台北美术馆展出，同时其作品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并多次获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中国文联、中国画研究院、中南海、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务院办公厅等单位收藏。先后在中国研究院、广东画院、广东美术馆、江苏美术馆、大连艺术展览馆、甘肃美术馆等地举办个展及学术邀请展。《美术》、《国画家》、《美术观察》、《水墨研究》、《美术界》、《》、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南京电视台、英国BBC广播电台等多家报刊媒体均有专题报道并介绍其艺术成就。出版个人专辑有《当代艺术典库当代山水画名家作品集》、《当代著名山水画家个案研究——段新明写意山水画集》、《水墨清华——段新明山水画作品集》、《当代名家山水画库》、《当代中国画大家》、《点将?提名书画大家作品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市场发展中心重点案例课题研究出版《中国当代艺术经典名家段新明作品集》等作品集二十多本。

笔墨表达的精神——段新明的山水画
文/邵大箴
在中国山水画家面前，有两个传统和两种绘画方式可供选择：元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和20世纪以来中西融合的新传统。前者强调用笔墨通过写胸中丘壑来表达精神，后者注重用造型描绘山河面貌来表达思想感情。不能说两者的审美取向和艺术价值观完全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明显存在着的，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大家都知道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当今人们对它们的评说也大相径庭，因此理论上的纷争也连绵不断。而随之而来的是实践上的“大一统”现象的消失。这里说的“大一统”即指模式化的“新国画”，也指八股味的传统文人画，包括山水画在内的中国画创作进入了新的多元化时代。不同类型绘画创作的美学追求专一和画家们的个性突显是这个时代的艺术特征，虽然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内在文化精神的不足，但这毕竟是前进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应该看到，这是艺术上的重大转型，它预示着未来可能的大发展。
这里讨论段新明君的山水画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转型实例。它向我们显示这样一个事实：为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艺术传统和表现我们时代的精神，我们当代的山水画家是怎样在不倦地上下求索的，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在作品中抒写情怀和表达时代感觉的。
段新明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受过系统的现代美术教育。这里说的“现代美术教育”，是指“五四”以后形成的中西融合式的美术教育，它的特点是以素描造型入手结合写生走向创作，临摹古画在教学中只占很小的比重。用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艺术家有相当的写实的造型能力，但对民族传统的美学格调和以书法入画的笔墨趣味比较陌生，他们在中国画领域都经过一段艰苦的“补课”工作，才逐渐找到接近传统国画的门径。新明的情况有点特殊，他在入大学之前有过一段经历，那就是跟随高尔泰先生学画。在美学上颇有造诣的高尔泰先生，给新明讲授文学、历史和美学，给他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高尔泰先生手头的两本藏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傅抱石的《山水画诀》，也给他不少启发，虽然那时他在美学和艺术上还处于混沌和朦胧的状态。对新明来说，这是一种启蒙教育，是在他少年时期心田中播下的美学种子。它们的萌芽要在他真正进入中国化的创作状态之后，即在他经过一段摸索、走弯路之后。确实，在大学毕业回到酒泉工作时，他只能是跟随“时尚”即画坛流行的风气画些情节性的画，可是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他周围那些特有的山川地貌，却给他以另外一种感觉，使他心仪山水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种沁透在血脉心路中的山水灵气，在我心灵深处涌动升腾，这样使我与山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进入山水画领域之后，新明也在摸索究竟怎样画山水画。正如前面我们指出的，有两种“传统”可供选择。起初他和当时的许多画家一样，选择的是带“情境”的山水画创作方法，即在山水画中注意提炼素材，使之典型化、理想化，从而造成“情境”。这种山水画创作方法在20世纪占主流地位，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它的优点是注重画面的整体视觉效果，是通过“情境”的营造赋予山水画以时代感。它的不足则是，对传统的笔墨语言关注不够，没有使个性和时代的感觉渗透到做的品的内在结构形式之中。虽然新明在所谓“情境”山水画的创作中也取得了成绩，但是他仍然经不住传统山水画的“诱惑”，他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的“笔墨山水”中来。其实这种山水与其说是“新”，毋宁说是“旧”，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传统的。这一转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和中国画坛的的大趋势相一致。何以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简单地说来，艺术这件事，涉及面很广，但归根到底绕不开语言本体和传统情结这两个基本问题，前者关注通过语言本身传达丰富的感情内容，对艺术家来说有强烈的吸引力;后者是一种遗传基因，是埋在艺术家们心底深处的、隐性的“伏线”，一旦有适当的时机，便会以活跃的方法显现出来。
“笔墨”一直牵动着中国艺术家们的心，因为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有文化底蕴的艺术创作工具和手段，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传统审美趣味的体现。笔墨在宣纸上的各种可能，笔意墨迹所造成的各种异象，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或渗透着浓重的艺术意味，永远吸引着艺术家们乐此不疲地去做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以笔墨为基本语言结构的传统山水画在理性和感性之间给予感性以更广阔的天地；在缜密构思与偶发灵感之间对偶发灵感已相当的关注；在功能上强调游戏性而不是教化；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他重视的是感觉的、记忆的写生，而不是客观自然景象的忠实描绘。这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写意绘画更贴近人的心灵，更接近人性和富有人情味，因而也更能调动起创作者的内心激情。在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它因自身的特质而受到贬抑是很自然的，但当社会进入和平安定的发展时期之后，随着人们对艺术本质更全面的认识与理解，传统山水画的意义和价值便会重新得到认可。新时期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画界传统风之所以兴起，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新明在山水画创作领域之所以“改弦易辙”，也是经过严肃思考后的自觉选择。
新明君在处理传统笔墨语言与个性化符号之间的关系上，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传统笔墨语言有自己的规范，这种程式化的艺术语言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他并不排斥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但必须在遵循其法则的前提下。这几年他沉醉在传统笔墨语言的魅力中，他有意识地消解前些年他创作中所追求的圆润感和过重的色彩，转而追求线的生、拙、涩、重，追求墨色的变化和韵律，追求写意性。他在用笔的轻重缓急中，在顺笔、逆笔、长线、短线的交替变换中，在点擦皴染中，在黑白、虚实关系中，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一种粗实的力感和自由、犷放的精神境界。他尤其擅长用曲折的短线、用点来写形传情。他还善于用水造成的丰富的墨色，达到滋润灵活的效果；他用“亮墨”给画面提神的方法也令人赞赏。当然，新明在迷恋笔墨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不小心也可能会掉进传统笔墨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因为笔墨离不开精神，而精神只能来对客观自然的观察与体验。如果艺术家脱离自然，脱离“师造化”，就可能为笔墨语言的纯粹牺牲绘画创作的生气和丧失个性化的叙述方式。新明在虔诚地对待传统的同时，同样虔诚地对待自然，不断从他熟悉和热爱的西部自然景色中寻找刺激、寻找灵感，用笔墨语言抒写自己的亲身感受。他的山水画在追求一种质朴的拙美，在探寻一种“道艺合一”的境界。可以感觉到在这些画作里，有他的精神寄托和他的人格追求。
新明君的山水画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面貌，但他并不是浅尝辄止的人，他还在寻求新的突破。相信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会取得更大成就。
2002年11月27日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经典与典范
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当代雄心
文/西沐
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积弱向世，经济上的虚弱导致文化精神上的缺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迅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经济迅速发展中找到了更多的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得到了空前强化，民族意识也在不断觉醒，中华民族的复兴整装待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可谓踌躇满志。可以说，我们正处在民族及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与形象，也在新的时期焕发了勃然的雄心。由于世界技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信息沟通和距离界限的突破，世界各民族在今天史无前例的可以近距离地相互打量与交流，而在技术经济的整合过程中，文化的交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与民族影响力的象征。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与消长其实是一种文化能力及其价值观的竞争，这种竞争在世界越来越走向融合的过程中，既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威胁，因为文化安全与文化利益也是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重要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现在或者是在以后更长的时期内，将持续展示文化的当代雄心。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讲，其发展与进化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与形式，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相应的典范与经典，正是这些典范与经典丰富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与发展的生动形态。
中国艺术品市场作为中国文化外化的一种形式，由于其特有的价值特征及市场化特性，是中国文化在发展中展示竞争能力的重要窗口，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基于这种认识，文化部、北京大学等有关政府及研究部门，针对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中的典范与经典这一重大的标志性问题，展开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及其案例研究》这样一项研究工程，该研究工程整合各方面的资源，认真规划，深入研究，力争将近现代中国艺术品市场中的典范人物与经典作品发掘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规模，从而更好地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及中国艺术的当代精神，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鼓劲加油。
1.东方既白：世界文化中心东移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不仅仅是艺术品资源大国，更是市场大国。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得到扩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规模上，都已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这既是世界文化中心东移、中国文化消费能力增长迅速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魅力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近几年“中国概念”由制造业导向经济，进而导向文化的生动写照。这种趋势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繁荣强盛的中华民族的身后，矗立着的一定是一个灿烂而又迷人强大的文化巨人，因为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文化的支持，所谓实力也只是一种物质的叠垒，难以支撑其走得更深、更远。
人类与文化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处在一个生态化的状态之中，不同的文化间都存在竞合关系，每种文化都需要一个发展的空间，每种文化的发展与进化都需要足够资源的支撑。而在现实的世界中，空间与资源恰恰是有限的，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不同文化的生态化生存一定是通过竞争、合作以及相应的竞合状态而存在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格局的形成也都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化间游弋、竞合、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价值性不强、核心稳定性不高的文化种类就会逐步失去其独立性，并一步步地被蚕食同化，成为别的强势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其原有的文化价值也会解体与融化，而文化的消解是一个民族走向解体的前奏。
中华民族具有世界上最为悠久而又连绵不断的文化和传统。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文化虽然经受了众多外来文化的冲击与考验，但其博大的价值体系与稳固的系统总是在不断的竞合生存中保持了独立性，并不断地壮大。在中华民族最为危机的几个历史阶段，文化的延绵力量为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远离灭顶之灾提供了足够的耐力与智慧。可以说，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坚强的生命力与融合力，而这种力量在当今世界对于空间及资源的竞争生存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前几十年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是一个发展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资源的问题、一个能否为我国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资源与环境支撑的问题。当然，资源并不只是一个自然化的概念，它除了包括自然资源之外，还包括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看起来属于软资源的战略性资源。未来，我们所面对的将是文化的战略竞争，这种竞争将是以文化为核心的战略资源及地缘文化影响力的整合。




2.中国文化精神正在崛起
通过分析与研究中国艺术的百年史，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如何利用自己的坚韧与智慧去不断捍卫与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及文化精神，同时，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以及我们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贯穿在中国艺术百年发展的红线延伸的向度中，如何站立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地平线上，而不是迷失于物欲长成的森林中；如何理解中国艺术审美在推动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不断走向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统一等重大的学术及现实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纪课题。对此，我们必须做出回答。这种回答是百年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回音。
当文化的自信随着国运的强盛而一步步向我们走来之时，文化这个曾经被政治边缘化的附庸，才逐渐走向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前台。在经历了是点缀还是战略的考量后，人们更多地发现，文化精神才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支柱与灵魂。似乎在一夜间，文化精神成了一个标签，被贴得到处都是。但对于什么是文化精神，如何分析与认识文化精神，却鲜有人涉猎。
中国艺术的精神无论如何变迁，都要以传递文化精神为要旨，这种文化精神不是历史的僵化概念，而是一个与时代精神同步的过程，让我们时刻观照自己、观照社会、观照审美的精神家园。作为研究者，我们关注艺术本质创造论的精神特质胜于关注形式化的语义与风格；关注艺术的文化精神性胜于关注程式的技术与技巧。虽然这些对于中国艺术的创作都非常重要，但在艺术水准的评判标准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先验化的准则，更没有高人一等的艺术形式，有的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让时间的流水去打磨精神的硬度。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者，无论多么完美的标准形式，都是对历史评判的一种注解。在中国文化大发展与大转型的进程中，对于当代中国艺术所应具有的历史地位，时间会给出一个明晰的回答。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向度上，当代中国艺术会走多远?
对文化精神的系统研究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只有很好地认识了文化精神，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培育与发展。
对文化精神认识的不断深化，本身就是对文化精神培育的重要进展与推动。如要对文化精神进行系统的分析，首先必须要清楚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想是真、善、美；其次要明白中国文化精神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精神自由与人性的解放；第三要懂得中国文化精神的品格是雄浑；第四要知晓中国文化精神的体格是正大光明；第五要知道中国文化精神的修炼方式是知行统一，即追求身体与灵魂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思想与行动的统一。
中国文化精神崛起的重要标志是文化自觉的显现。文化自觉是一种追求状态，更是在当今生存环境下，艺术创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文化存在是一种状态，而文化自觉是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下的探索。在艺术发展不断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之所以重提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就是要更多地关注艺术创造及探索如何才能避免迷失于技术及现实的丛林，沿着文化的坐标，主动而又自觉地向着文化精神的高地前行。唯有此，艺术才能成为有源头的创造洪流。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叉与融合也会不断地进行，文化精神的核心凝聚力将决定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能够伫立多久，同样，这种文化精神的凝聚力也将决定一种文化在人类发展的大视野中究竟能够走多远。






3.中国艺术需要当代经典与典范
世界文化的竞合生态化生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经典与典范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散发出更加令人神往的芬芳。当下，中国艺术品市场最需要的不是一些投资，不是一些展览，更不需要闪烁其辞，而是一种源自于艺术本身的信心——对艺术家、对艺术作品的信心。
从这种意义上讲，发掘经典、发掘典范对于当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关于如何发掘，就涉及到了标准的评判问题，而标准又不是一个时髦的饰品，其制定是对事物本身内在特征的一种标划。很多时候，有了这种标划，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真实状况与规律才会水落石出，这才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升当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最为基本的基础。经典与典范也只有找到这种基座，才能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可以说，如何综合考量中国艺术品市场及其作品，是值得我们沿着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度去关注与挖掘的重要课题。因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经典与典范。刚才提到，无论是经典还是典范，都需要评价，评价是需要标准的，而标准是无法用红头文件来规定的。学术与市场的认知是必须的，长官意志难以行得通。如果说，对于当代中国优秀经典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我们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具有时代气息，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精神；
(2)突出中国艺术审美的品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市场价值；
(3)反映先进文化形象，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出新，在表述内容上反映当下人文精神；
(4)与当代世界艺术审美文化接轨，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方法及材料等方面有所创造。
那么，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家典范的研究，还需要从更广的层面去发掘，具体有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在中国美学的转型过程中，他们勇于创造，努力探索中国绘画的当代性，不断丰富并完善自己的艺术表现；第二，在艺术创作中始终关注文化自觉，聚焦中国文化精神，并在对文化精神的感悟中达到个性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形成独特的艺术个性与审美经验；第三，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及世界文化中心的东移，对经典价值的认知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市场的经典性会进一步拉动他们在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地位；第四，自律及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确立了其创造能力的持久不衰，这为他们的学术定位及市场定位打开了广阔的空间。研究本身是一个确立与发现的过程。当下，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运作中，研究不是多了，而是严重不足。我们真诚地希望，建立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的理性精神能够照耀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让更多的优秀艺术作品、更多的优秀艺术家走上市场的经典平台，也让更多的藏家及艺术品市场的参与者体悟到这种经典价值认知，更让艺术价值而非泛化的价值在市场的运作中闪光。






4.民族文化需要当代视角
如何在全球化的高度上给艺术一个国际文化语境下的价值定位，是中国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大课题。在全球一体化时期，包括绘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但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与前景。按照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上升至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经济要素不断输出的同时，我们拿什么来输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呢?这个时候，多少年来忙于解决温饱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执政党与政府才强烈地意识到，除了物质方面的硬实力，还有一种不比硬实力的作用小的实力，人们形象地称其为软实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硬实力这个基础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软实力的水平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西方文化崇尚个性自由，其结果更多地是三争：竞争、斗争、战争。在残酷血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其文化输出可归结为三片，即薯片、芯片、大片。东方文化的主要思想来自于儒、道、释诸家，崇尚中庸，讲究人、仁、忍，其结果是三和：和平、和睦、和谐。这是人类文化的精神宝库，是西方社会所缺少的，也正是东方文化价值所在。
中华民族这种系统而又独立的社会调节及其哲学精神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将成为人类社会主流化的社会价值，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中国文化输出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大餐。如此说来，如何体现时代审美精神，反映中华民族勃兴的民族意识与创造力，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艺术创作的精神基点。也就是说，在文化输出大餐中，中国艺术要做好以下准备：一是对传统的继承而不是承袭、摹古；二是对当代审美经验的再拓展、再认识；三是中国艺术的出新与原创性的追求。这样，中国艺术才能真正地成为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人类共同审美经验的积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上展示民族传统和旺盛的创造能力。
当下中国美学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当代中国美学转型已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首先，超越美学的兴起与拓展，从生存论中人类学本体论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度开掘，以彰显生存的本原性、本己性和主体间性，为当代中国美学的转型打造了根基。其次，审美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更是以其对审美文化生存性的高度敏感、关注和护持为特征，为当代中国美学的转型不断拓展了研究之路。第三，中国美学的“中国化”潮流的不断壮大，则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中虚实相生的生命识度为标尺，在当代中国美学转型中呼唤着一种具有原发生存势态的风神气象。最近不断提出的以建立在本原创造基础之上的信息量与可能空间为标志的中国美学审美当代性的探索，向我们展示出审美价值高低、艺术品价值的高低、境界的高低取决于言说的信息量及营造空间的大小，超越有限的信息量与空间，给人以更多的信息传递与想象空间，才是最为根本的，这很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美学转型的第四方面力量。这也是我们考量中国当代艺术经典与典范的主线。
5.自由创造与人的解放是通向人类智慧之巅的大道之途中国艺术的境界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种对中国传统世俗文化的超越，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种回避、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逃跑，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至高境界中热爱思辨与哲学是一脉相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里，这种热爱被转化为一种艺术家对哲学的偏好。他们在哲学里而不是在宗教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种自由与存在。同样，也是在哲学世界里，他们体验到了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精神、中国艺术学术理想存在的状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使得中国艺术几千年来魅力不减，闪耀着哲学思辨的光芒。
美是作为未来创造的动力而动态地存在的，所以不可能从“历史的积淀”中产生出来，而只能从人类永不停息地追求自由解放、追求更高人生价值中产生出来。无论科学如何发达，人类所知道的东西比起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来，毕竟不过是沧海一粟。审美是人的解放，所以在其中人体验到自由幸福。美和幸福作为经验形态、经验事实，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没有人的解放，就没有美，同样，没有人的解放，也不会有人的幸福。
马克思关于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学说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具有一致性。所谓美的价值，首先也就是这样一种不断创造的价值，一种在创造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解放自我的过程。
艺术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身心自由与解放。现代美学，作为一门以美感经验为中心，通过审美经验来研究人、研究人的活动及其成果，特别是研究美和审美行为以及它们对人(包括个人和社会)的作用的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有着共同的基础原则：它们都肯定和实现人的本质——自由，把人的解放程度看作人的本质实现程度的标志。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存在与本体的统一、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这种统一进入经验形态就是美。所以在审美中，表现出的是艺术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世界的，所以也用美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不仅衡量艺术作品和自然景物，也衡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语言、行为等等，以及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伦理规范、政治经济制度和知识理论体系等等。在这里，所谓“美的尺度”，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人的尺度”。把人的解放，即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看作人的幸福的基本条件，这也是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使命。
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史告诉我们，在漫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能够让我们体味与体验中国文化精髓的，不是大声的说教与所谓的泛意识形态化的认识与体制，而是经过时间的洗礼而愈发清晰、愈发光彩照人的典范与经典。在岁月面前，他们像一座座擎天巨柱，支撑着中国文化大厦，历史的机缘让我们幸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在呼唤当代经典与典范。
一个人、一幅作品也许可以借助非文道又非艺道的其他力量红极一时，但在历史的反光镜下，是猴子，红屁股总是会露出来的；而典范与经典也终究会水落石出，成为民族文化的标示与记忆。当代中国艺术最需要的是经典与典范。虽然在今天、在当代，大的环境与文化土壤并不能催生经典与典范，但是，面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勃发态势，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经典、渴望典范。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不能总拿古人、古典以立世。极目当代，我们的经典、我们的典范在哪里?当我们参加世界文化艺术盛宴的时候，我们奉献给世界的是什么样的艺术大餐?如此这般，我们在世界艺术高地又会有什么样的话语权?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中又何谈定价权?
历史让我们在今天能够面向世界去思考民族及其文化的问题，同样，当代艺术家也非常幸运地站在了这个特殊而又让人充满自信的崭新时代。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课题与更高的要求：在培育与弘扬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凝聚文化智慧，打开创造之源，使中华民族不仅仅是利用勤劳的双手，更是利用创造的双手，捧起民族的未来。可以说，只有我们的经典才是创造的经典，只有我们的典范才是创造的典范，会使我们的文化精神独立而鲜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彰显中华民族的雄心才会气壮山河。
2008，10.09于水木轩